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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为说中为性体、说和为发用之和的境界。

马克思说得好：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所以，在人和感性世界之间所建构起来的关系仍然被束缚在理论的范围内，不曾进入实践的视野和领域。

(35)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说：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只是市民社会犹太人性质的特殊表现。这意味着马克思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市民社会本身。正因此，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就叫做我欲故我在(44)。因为市民社会成员才是功利之徒，其活动才具有费尔巴哈不满意于实践的那种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性质。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

如果说物质劳动肯定的是人的肉体存在，那么精神劳动肯定的则是人的心灵存在。在扬弃唯物—唯心对立的意义上，马克思所揭示的上述一切，其实都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历史准备罢了。30.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193页。

22.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5页。这种视野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中体西用"论者所不可比拟的，他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论证也比现代新儒家要深刻得多和有现实说服力得多。马克思主义是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这其中就包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包括西方的先进文化，因此与新儒家、西化派在某些问题、某一点上有可能形成共识，这就是互动发展的基础。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问题，方先生仍然坚持他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希望能够"形成各种思想自由平等地讨论、对话、争鸣的良好的学术环境"，认为"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观点，不能只提倡宽容，同时要提倡坦诚地正面思想交锋，但不要搞过去那种大批判。

48.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9页。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

他强调指出，"与现代新儒家的新道统论和中国本位（或主位）的文化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而是以往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和发扬者"。" 显然，方先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理论立场来观察和审视中国现当代的思想文化问题，包括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过去可能还有如杜维明所说的"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的情况，改变这种情况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他们竭力否认作为古代自然经济和宗法血缘关系产物的，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和利用的儒家学说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愿意承认儒学曾在我国历史上起过维护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和阻碍它向近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也不愿意承认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的事实，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儒学作为一种"为己之学"，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学问的"历久常新"的价值，并把这种个人的道德修养学说说成是"天德"在人心中的体现，即作为最高精神实体、"形上本源"的"神圣天道"在人心中的体现。

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遗毒"、"封建糟粕"不能划等号。指出张岱年先生阐明的"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兼和"辩证法，实已为"综合创新"文化观提供了哲学基础，等等。在上述引文中，方先生对自己的儒学观和文化主张作了全面而清晰的阐述，在今天重述和阐扬方先生的这一儒学观和文化主张，不仅能使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上认清历史上儒学的本质及其现代命运，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使我们能够认清当今主张全面"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和"立儒教为国教"等观点的意识形态本质，乃至能够在与其他各种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交流对话和对立互动中坚持信念、辨明方向和道路，具有更加坚定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后一变在变帝制为现代国家体制，以民主共和之制取代君主专制之制，在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亦不断地趋于激进化，新旧思潮之间交相排诋，乃至"国人对于异派势力，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

换言之，就儒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我们只能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儒学，但不能简单地用儒学来定性不同的时代。" 这与方先生本人一贯倡导的"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可谓不谋而合，以至于他们的这一提法受到了方先生的格外激赏和高度评价。

这样，儒学的本质就被归结为一种发源于人心的道德心性之学，只要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变化气质，端正人心，就可以解决现实世界的一切问题，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问题。通过回顾和总结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先进的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历程，论证"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通观方先生十多年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学术成果，我认为可以将方先生的主要学术观点、立论要义和思想创见，从方法论的角度和意义总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整体性的思想史视野与研究路径。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104.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1-442页。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守主义的'儒化'论，因为它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诚如陈独秀所说，近代文明之特征，诸如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实"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他并不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范畴，也是一种"专政"。

参见《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一书中所收相关论文。87.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2页。

" 中国文化传统亦不例外，即使单纯就儒家传统本身来讲这也同样是真实的。一再强调应立足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鼎足而三"的思想格局来研究、反思、总结和评价现代新儒家及其思想文化主张之是非得失、哲学贡献与理论困境，充分体现方先生的良苦用心与远见卓识。

其二是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1986年，方先生在大陆学界率先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并给它下了一个经典定义："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又如，康晓光是这样宣传和论证其"仁政"理论的： 他说："在仁政里，由谁来执掌政权呢？儒家主张贤人治国。贺麟先生提出"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口号，仍然袭取了这种"中体西用"的思路。正是根据这一认识，理学家才念念不忘要'得君行道'。方先生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中体"实居于联结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形成综合创新之统一体的关键地位。

正确开掘和利用儒学的精神资源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当然也要防止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69.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1页。

这与张岱年先生关于"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综合"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39.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52.[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方克立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甚至在80年代末，有的志在为儒家"招魂"的大陆学者也开始明确提出"儒学复兴"的口号，并"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大陆种种问题的唯一出路"。31.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1页。二、现代新儒学研究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 作为中国哲学史家，方克立先生原来的学术研究重心是在中国古代哲学 ，尤精于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所作的系统深入的论述和阐释堪称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经典之作 ，另外，方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亦有十分精到细致的梳理和论析。之所以说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不仅因为儒之为学，自始便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它也从来都只是中国文化（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中的一家、一教和一流。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4-575页） 18.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页。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一、引言：儒学与时代 学术与时代、思想与社会常常"相持而共变"。从"综合创新"的对象和时空视野、"综合创新"的目的和主体要求、"综合创新"的方法论特征和基本要素、环节之间的关系，将其内容概括为四个要点，也就是后来有人进一步概括的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四性"。

他还具体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马魂"与"中体"的相需关系，强调指出"'魂'与'体'谁也离不开谁，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方能成大用"的著名命题，深刻阐明了"魂"、"体"、"用"三者统一的辩证法。明确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后，在这里需要解决的实际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相容性问题。